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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可见，每当世界政治格局和中国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革之际，民主总是作为我国发展的必由之路被提出来。

可见，每当世界政治格局和中国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革之际，民主总是作为我国发展的必由之路被提出来。

第一，在自由的主体上，他们更多地是从群体、国家而非从个人的角度来理解。[13] 成中英先生在《论儒家孝的伦理及其现代化：责任、权利与德行》一文里认为，儒家伦理讲的个人德行为"对应德行（relational virtues）",并非现代社会基于理性德则与意志同意规范出来的"交互权责（reciprocal rights/duties）"，并认此为"中西伦理思想传统中一大相异之处"（参见《成中英新儒学论著辑要：知识与价值》，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465－466页及第466页注1）。

如此一来，就逐渐逼出了权利话语。当然，在权利概念里，最关键的要素还是资格。从"民惟邦本"一语里，我们读不出"君惟邦本"或"朕即国家"的意思，当然也就读不出"民惟君本"的意思。当调查者问："您知道什么是权利吗？""您知道您享有哪些权利？"乡民们往往一脸茫然。是天下之权，惟民是主。

[81]李大钊提出"以劳工阶级的统治，替代中产阶级的少数政治"，建成人与人之间"只有自由联合关系"的"纯正的平民主义"社会。这门技术和相关的西方权利制度的背景文化，乃是古希腊以来的自然主义哲学、古罗马法学传统、基督教精神以及日耳曼法律传统。但是，在莱文教授设想的那种情形下，公利主义为什么又会选择酷刑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追寻公利主义最实质的立场及其方法论。

可是，酷刑，正如在例举的案件里描述的那样，酷刑意在阻止无辜者丧生，而非令人复生（Michael Levin: A Case for Torture）。[17] 文革中当权者和群众运动施用的刑讯逼供、游斗等酷刑，还有类似欧洲中世纪宗教酷刑的禁闭反省，后来都被指为法西斯暴政和"反革命犯罪活动"的一部分。最后，还要注意的是，公利主义不同于那种根据仁慈原则为政府行为、为国家强制提供正当性证明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学说。在第一种情形下，可能有90%以上的人同意使用酷刑，因为，这样使用酷刑，毕竟要比为了捕获嫌疑人本·拉登而发动战争要好些。

可是，问题在于，为什么肩负执行所有法律之责的执法者偏偏以某些借口不执行关于禁止酷刑的法律？为什么偏偏老是执法者，而不是法官、牧师、教授等，违背关于禁止酷刑的法律呢？ 不能把酷刑简单地归咎于执法官员个人的工作作风或道德品质。除了极个别的虐待狂，也无人爱好酷刑。

前面说到，死刑是最严重的酷刑。从常识上看，伦理利己主义似乎有很大的麻烦，因为按照伦理利己主义，说谎、偷窃甚至杀人，只要对行为者有利，并且他未被逮住，就是在道德上可允许的。英文版载The Philosophy of Civil Rights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by Xia Yong，Ma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11.） 进入 夏勇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酷刑 公利主义 。[13] 《寄移文存》卷一。

研究死刑的学者围绕预防论和报应论展开争论，例如，有些试图证明死刑对潜在的罪犯有威慑功能，有些则认为任何经验事实都不能证明死刑对潜在的罪犯有威慑功能，相反，死刑可能因渲染屠杀气氛反倒刺激犯罪。（三） 我们能做什么？ 我在一篇关于死刑的文章末尾曾写道：死刑旨在剥夺人的生命。主要理由基本上出自对经验事实的总结，如，无罪推定既有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诸多合法权利不受侵犯，也有利于提高刑事侦察和诉讼工作的水平。布鲁诺遭受的火刑，即为一例。

惩罚施用于无可挽回的既往行为。[25] 关于权利语言与人权的关系，参见夏勇《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索引权利语言，人权与权利。

可是，假如人的尊严不取决于其生命短长，而在于其人格是否受到尊重。支持公利主义的，不是单纯的利害计较，而是某种道德热情和正义观念。

伦理利己主义者诉诸动机的心理学原则，被称作心理学利己主义（psychological egoism）。所以，从古典公利主义到现代公利主义，都明确主张个人自由、社会平等和政治民主，尤其是社会政策和制度安排要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个人的选择和欲望。反酷刑逻辑的道德说服力，也是可以获得经验支持的。可是，问题恰恰在于，一旦在某种特定的场境里，施用酷刑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能够带来较大的社会功利，而且，既能有效地预防特定的犯罪，又肯定不会造成冤假错案时，为什么不能偶尔为之呢？为什么不能给施用酷刑的执法官员以必要的理解和宽宥呢？ 这正是酷刑在法律上已然禁止但在实践中禁绝不了的关键之所在。当然，这种设计也是有价值判断的，公利主义的判断是在理想的或无偏倚的观察者立场上作出的，并且是为增进总体利益而设计出来的。在上述意义上，酷刑不仅损害受刑人之作为人的尊严和自由，而且损害施刑人乃至观刑人之作为人的尊严和自由。

然而，删除酷刑的最重要的理由，不过是，中国之重法，西人每訾为不仁，其旅居中国者皆藉口於此不受中国之约束。相当于我们经常说的，让结果说话、靠事实证明、通过实践检验。

例如，在捍卫国家利益和反对恐怖主义的双重名义下，美国对犯罪嫌疑人本·拉登的同样不过是嫌疑的藏匿地阿富汗施用战争酷刑，造成无数平民伤亡。对曼哈顿岛上的炸弹嫌疑人施用酷刑，为的是挽救多数人的生命;在阿富汗狂轰滥炸的借口是，不消灭拉登和塔力班，整个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都不太平。

这种状况，是对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理性主义和与此相关的浪漫主义、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绝大嘲讽。战争状态通常要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并导致一定的法律后果。

由是，即便酷刑对社会有利，也在道德上是不正当的。结果主义理论又被称作客观目的论（teleological theories）,认为行为的最终后果是道德上的唯一决定因素。既然战争的逻辑与酷刑的逻辑是一样的，那么，和呼吁反对战争、优待战俘一样，要求执法官员不得对犯罪嫌疑人使用酷刑，不得刑讯逼供，对于改进整个人类文明的意义和作用，其实和在幼儿园教导礼貌举止，是差不多的。人权的价值，在于把人类的道德自觉转换为制度原则，从而，既对抗制度性的不自觉，又进一步启发人类的道德自觉。

酷刑的背后，必有某种深刻的逻辑。从酷刑的历史和现实，我们观察到的，不仅仅是人的性恶还是性善的问题，而且是人类伦理与制度的性恶还是性善的问题。

在逻辑上，公利主义无法面对这样的问题：倘若其他人能够被有效地威慑住而不敢实施犯罪，公利主义的刑罚威慑理论会惩罚无辜的人吗？根据公利能够被计算的假设，如果奴隶主的满足大于奴隶的痛苦，公利主义会允许奴隶制吗？ 历史上有许多罪行都是在公利主义的旗号下犯下的，例如，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准许酷刑或奴隶制，因为只要这种行为的有利大于不利，而且对多数人有利，就是道德的。不能依赖口供，把口供作为最可靠的定案依据。

而对于死于战争的成千上万的普通士兵，尤其是平民和妇孺，战争是永远缺乏正当性理由的。也就是说，酷刑是否合法，它都是国家机关及其人员在执行公务时的一种行为，而不是私人的复仇与妄为。

酷刑的实质，是通过给别人施加无法忍受的痛苦来达到某种堂而皇之的目的。[23]参见夏勇《死刑与最严重的犯罪》，载于《公法》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假如死亡就像许多宗教或部族信仰里所认识的那样，被看作对现世痛苦的解脱，或者因为某种光荣的使命，被看作现世人生的升华，那么，不人道的、有辱人格的肉体与精神伤害比起死亡，恐怕就得算最严重的酷刑了。（三） 公利主义借公共利益的名义侵犯个人权利和自由 在这里，我们应当着重关注的是，作为一种学说，公利主义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存在于它从所谓普遍有利的结果的角度对人类行为、政治与社会政策作出一般估价，而且在于它解释结果的特殊方式。

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说，只要人类还要以战争作为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酷刑就不会禁绝。当今尖端武器尤其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日新月异，尤其是关于武器限制、交战规则、战俘待遇和平民保护的国际法的发展，以庄重而又荒诞的方式，在限制战争、保护人权的同时，又强化了战争的合法性，强化了战争的逻辑。

自启蒙运动以来，尤其是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发表以来，刑事法律和其他一切法律一样，早已改头换面，焕然一新。为成全自身清白，任凭罪犯嚣张而让千万无辜者死亡，实属道德怯弱。

其实，死刑是最严重的酷刑，这个说法既对也不对。站在人权的立场，无论从道德上、理论上声讨酷刑，还是从制度设计上遏制酷刑，都成了一件光明正大，而且相对容易的事情。